李安的成功法則 文 / 李達翰
以平凡創造不凡的制勝祕訣：低調而行
他在片場時很安靜；如果不注意，你甚至會忽略他的存在。跟所有演員說話，都是那麼輕聲細語；從沒看到他在片場發火、罵人，」回憶共事經驗，在《色，戒》中客串演出的中國女星何賽飛如是說。
安靜，輕聲細語，艾瑪湯普遜對這位導演也留有類似印象，自他們第一次為《理性與感性》進行製片會議開始。「開會時間到了，可是每個人都依然瑣碎地交談著。唯有李安，不管置身何處，都保有一貫沈默寡言、謹慎自持的態度。」
與李安結識多年，終於在《色，戒》首度合作的陳沖，則從另一個角度切入，說出自己的看法，「李安在現場的思想非常集中，很少跟任何人聊戲外的事。他十分熟練、自信，但又永遠保持著謙卑。」
寡言、慎行、自信中又保持謙卑，幾乎是所有人對李安的共同印象。創作者留下最大的空間讓作品自行發言，將評判權完全交給觀眾，許多時候，遠勝過以誇張不實的作風自我標榜、以驚世駭俗的語言強加修飾。但這份低調與謙卑必須發自內心、出於真誠，才能夠與人產生循環交流。
即使是談到他最珍視的電影，李安仍然維持一種出奇的平靜風格。面對讚賞，他微笑以對；面對批評，他亦毫不動氣，不做辯解。儼然已成得獎常勝軍，難免為李安招來嫉妒；但面對「獎」這件事，即使曾獲得全球影壇無數大獎，李安仍是謙沖以對，未曾流露半絲驕態。
遠離家鄉台灣、遠離世界影壇中心好萊塢，李安選擇在美國紐約州的拉奇蒙特（Larchmont）定居。
「在拉奇蒙特相對比較放鬆。這裏很低調，我在這裏感到舒適；這裏的學校體系也很好，小社區很友善，我們和大家打成一片，」李安說，「在台灣，走在街上我就像麥可喬登一樣；但在美國，我可以過正常生活。」而即使定居美國，他也選擇不過好萊塢式的生活，始終將工作重心設於紐約；另一方面，他的住處既沒有美國名流宅邸必備的大泳池，亦無好萊塢大導演專屬的私人放映室。
工作之外的李安，過的是郊區生活。「我送小兒子到朋友家玩、送他上大提琴課、參加音樂演奏會，」他的兩個兒子念的都是公立高中，李安說，「我們不是讀私校的人，我們想過著非常踏實、正常的生活。」
為了拍片，李安經常一離家就是半年十個月；若出門時間超過四個月，他會提前包好幾百個餃子放在冰箱裏。大兒子青少年時期的多數時間他都不在家，讓他深感愧疚，「我從沒看過大兒子參加劍術比賽，也錯過他所有的球賽。」如今，他會設法抽出時間陪小兒子，盡量把電影的後製搬到離家近的片廠進行。國際大導演的生活就是如此平凡，也許比許多平凡人還更平凡。
這份低調不張揚並非刻意，一切有跡可循。它是一種個性，也許想改都改不了。
一九九○年代初期，來自四面八方的華人聚集於紐約；李安與後來為《臥虎藏龍》配樂的譚盾，就是在此時此地相遇。同一時間，還有來自中國的陳逸飛、陳凱歌、來自香港的譚燕玉等人，亦皆懷抱各自理想，齊聚於這個人文薈萃的所在；張藝謀、馮小剛亦曾來去於此地。
白天，大家各自為生活奮鬥，晚上，則聚在一起天空海闊地暢聊抱負理想。眾人中，有人讓譚盾留下深刻印象，「這中間，李安是最為專注的一個。他不大吹牛，他喜歡聽，聽了他也不大表態，但是他有很深的沈思。他的外貌就給人很從容、而且深邃的感覺。」
從容深邃中，李安也有出其不意的表現。某年農曆春節，這群在紐約的藝術家們共聚聯歡，眾人起鬨要李安為大家獻唱一首台灣民謠。面紅耳赤的李安聞言先是推託了起來。沒想到，不一會，他忽然頭一抬，高聲開唱了。唱罷，面對笑翻的眾人，李安有些害羞地為自己不完美的音律向大家致歉，接著，再度令人想不到的是，他又說，「那我再來一首吧。」
譚盾覺得從這裏，看到了李安那埋藏在一貫的低調從容、深邃沈思背後，真正具有意義的部分，「他是我們這幫藝術家中的阿甘。他的生命中，有一種非常頑強和樸素的東西。唱第二首時，大家都不笑了。所有人都感覺到，這不是台灣民謠，而是一種來自他內心深處的聲音。」
正是那低調的作風、謙和的態度，讓李安自內心深處發出的聲音能這般宏亮。乘著他的電影，帶著那頑強和樸素，它於是穿透無形與有形的障礙，散播到世界各地；最終，引起不分族群的回響，展現高調與高分貝所遠不能及的力道。
寧靜能致遠。再喧囂擾攘的世界，也有人在默默保持恭謹，靜靜散發優雅；平凡中的不平凡就這樣創造了出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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